3月13日下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学术论坛”2009年第2期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冯晓华博士做了题为“从《周髀算经》到美国平民”报告，报告由安军副教授主持，李树雪副教授点评，中心学生与部分青年教师参加了报告会。
冯晓华老师开篇提出《周髀算经》这一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数学著作，讲解了勾股定理的文字叙述问题，通过不同学者对勾股定理的证明分析，引出问题：谁证明了勾股定理？接着指出流传下现存的附有多家注解的《周髀算经》。那么它的著者又是谁呢？还有《九章算术》一书及其注者刘徽和祖冲之的生平关注，引发对中国古代普通数学家和职业数学家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职业数学家大都有专门的传记；而对普通学者的关注度太低，历史上都没有留下过多笔墨，生涯均不详。冯老师认为这种对普通学者的态度在曲安京为老师写传：《中国数学史家李继闵（1938-1993）的生平与成就》之后有一点点改变，但仍有缺憾；西方的海尔特·弗尔迈伊（1946-）写《无与伦比的手：弗尔迈伊自传》——又一点改变，但缺憾是认为其具有典型性不具普遍性。缺憾归缺憾，李继闵和海尔特·弗尔迈伊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留下了人生的纪录。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幸运呢？
冯晓华老师给出了答案：在李继闵出生的年代，在美国平民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口述史在美国发展，193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llan Nevins在《历史入门》中谴责历史学研究缺乏生气与活力，并且鼓励研究者收集过去六十年中那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美国人的口述资料。北卡罗琳娜大学出版社的W.T.Coutch决定将联邦作家项目扩大为收集日常生活经历。通过做笔记的方式，作家们收集了一万多个普通美国人的第一人称叙述的生活经历，现在这些资料大部分存放在国会图书馆。1939年Couch以此为基础出版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一书。 到了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逐渐在西方学术界获得了一致性的认识。二战期间，口述史的方法得到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的广泛运用。在战争结束时，安排在欧洲战场的历史学家收集回2000多份访谈，这些访谈现在存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Allan Nevins在工业领域继续促进口述史的运用，收集了很多早期白人工业精英的口述经历。
口述史方法逐渐被更多的领域所采用。1954年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成立了地方口述史办公室。1961年美国国会档案馆也开始使用口述史方法从普通人那里收集资料。公民权利运动、反越战和女权运动都对建立在白人精英基础上的美国史提出了质疑。于是历史学家开始探究各族人民之间的阶级关系，在他们寻求对普通老百姓的理解时，口述史方法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群体历史学家也意识到访谈在收集地方历史中的价值，他们致力于将历史还给人民，收集了大量当地居民的生活口述经历。另外，还有民俗学者Lynwood Montell运用口述史来研究生活在南肯塔基白人农场中的混血人群。
冯晓华老师认为口述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平民化。人们使用口述史主要是关注那些被主流的精英、贵族历史所忽略的平民历史。由于不是精英、贵族，一个人很难有代表性，所以口述史往往是大量访谈的一个综合体。冯老师还指出，纵观科学的历程，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历史学家对人的着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对人着墨较少。早期的科学史，重视的是科学，而不是人；所以早期的很多科学研究的作者我们知之甚少。2、对人有了较多着墨，但侧重精英，属贵族式历史，出现在现有的几乎全部科学史著作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大成功者，而科学历史长河中的大部分研究者我们都无从知晓。口述史引进科学的历史研究，开创了历史学家对科学人的着墨的第3个阶段，即开始关注一般的科学人（包括失败者），即平民式历史。在这个阶段，历史学家开始将注意力从精英科学家扩大到更大的科学群体范围，这是对贵族式历史的重要补充。
最后冯晓华老师指出，在我国随着历史学家对口述史认识的深入，口述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领域所采用。口述史方法也被科技史工作者自觉地重视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技史杂志》特辟口述科技史专栏。2000年北师大刘洁民主持了“中国科学家对未来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期望的调查”的项目，该项目主要使用的方法就是口述史。2002年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召开了一次以“近现代口述科技史研究的方法与存在的问题”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将口述史工作认定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研究手段之一。2007年，《中国科技史杂志》编委会在河北涿州物探培训中心召开，目的是推进口述科技史研究的发展。2008年11月15-17日中国科技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当代科学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
随后，李树雪副教授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历史时代和历史认识是不一样的，历史不可能还原，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经典的书及著者都没有留下，留下的都是所谓的“当官”的传记及著作，这时候口述史就很重要。当前我们国家也开始类似的研究，有些项目计划都对口述史有所涉及。李老师提出问题：为什么不说是从《周髀算经》到中国平民，而是到美国平民呢？冯老师认为，1938年也就是李继闵出生的年代，在美国平民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193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llan Nevins在《历史入门》中谴责历史学研究缺乏生气与活力，并且鼓励研究者收集过去六十年中那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美国人的口述资料。1939年Couch以此为基础出版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一书。从此口述史开始发展起来。
在李树雪副教授精彩的点评之后，与会师生开始了热烈的讨论。首先，有人提出了口述史方法研究的资助及应用问题。冯老师认为《中国科技史杂志》就开辟了专栏，对口述科技史进行研究。其实，口述史是把握第一手文献资料，留下底子，对以后的研究很有帮助，很有价值。接着还有人提出了口述史能否真实还愿历史及其与问卷调查的区别。冯老师认为，口述是有互动的，不是单一的纸上谈论，还有面对面的交流；还有大量的证实，必要的情况下需要找出之前的大量记录。这就是口述史与访谈的区别，访谈适用于精英与贵族历史，口述史适用于平民历史，二者综合起来，可以更好的反映历史。
最后，报告在师生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感谢冯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加深了对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和口述史发展的认识，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口述史文化及科学技术史有着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