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哲学界中青年学者的杰出代表，郭贵春教授敏锐地意识到科学哲学思维的发展对促进整个民族的科学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因此，他长期致力于科学哲学尤其是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一支最有前途的哲学运动——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中，试图通过自己对作为一种智慧和文化的科学的再认识，加快科学精神注入国人的意识，加速科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补苴和改造，重建21世纪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人格。从他出版和发表的一大批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在科学哲学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论著中，从他承担的各类科研课题中，从他获得的各类奖项中，真实展现了他在这一方向上所作的长期努力。 

　　——出版了《科学知识动力学》、《当代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哲学》、《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辩护》等20多部专著、教材和译著；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类科研项目30多项；

　　——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各项学术奖励12项。

　　郭贵春的学术观点是避人之已言，道人之未言或不能言。观察问题的角度新颖，思想独特，境界独辟，反对大同小异、拼拼凑凑。他做学问无哗众取宠之心，也没有产生轰动效应的企盼；他不追求轰轰烈烈，也不去跟踪什么热门话题。他希望自己的读者多一些，但从不迎合读者。对读者既不应自命不凡，也不应求同存异。创作是心灵真诚的坦露，是个性酣畅的流泻，作品把你推到了无数陌生人面前，由他感受你，决定你是否可以作他们的朋友。他将思想融于学术之中，认为没有学术，思想就无根基；没有思想，学术就缺乏提升，从而失去人文色彩。

　　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中，列专章予以介绍，称“他也许是中国大陆始终咬定科学实在论不放、非‘整死’科学实在论不可得惟一一人；也许是中国大陆以‘科学实在论’为书名撰写专书最早、最多的一人”。

　　剑桥——精神依恋之乡　　　　　　——徐志摩

　　郭贵春曾先后赴美国丹佛大学、日本东京国立大学、俄罗斯沃罗涅日大学等做高级访问学者，开展科学研究。尤其令他永难忘怀的是1986年秋天，他被选派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为期两年。1992年9月，由“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应他的导师J·劳埃德教授的邀请，再度远赴剑桥，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与导师合作研究了一年多。
他为曾有缘在剑桥大学留学而感到幸运。剑桥大学，这座世界上最古老最著名的大学城，为整个人类的科学、知识及理性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她的名字是与培根、牛顿、达尔文、拜伦、罗素、维特根斯坦……等等巨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光辉又为她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和光彩。

　　这的确是一段令人倾心、留恋的日子。几年后，当他离开这里时，这里所熟悉的一切都鲜明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典雅、宁静的校园，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开放性的教师职位聘任制，立体的、多层次的科研结构体系，保持着纯洁学术气氛和文化品格的学术团体……
然而最难忘的还是他受业的导师和学长。在著名专家M·海西教授和M·霍斯金博士的精心指导下，他培养了一套健全而先进的研究方法，并对所学专业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在英期间，他所接触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当中（包括剑桥大学哲学系、古典研究系和科学哲学系的哲学家以及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大多数都明确地声称他们是实在论者，尽管他们是从不同的视角和在不同层面的基点上坚持实在论立场的。他们潜在具有的一个共识是，无论就所涉及的域面、研究的深度和共同体所具有的成员数量而言，还是从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及理性进步的趋向上看，都可以说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受到了英美科学哲学传统的强烈震撼。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的整体风格和研究趋势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他的导师J·劳埃德教授对传统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对后现代人文主义的热情，对他也有某种程度的感染。

　　剑桥留学为郭贵春回国后的学术建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科学实在论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一种最有前途的哲学运动，已成为科学理性发展历程中自然而又必然加以面对的一种思潮，它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的关注，但在我国，真正涉及这块领地的人却寥若晨星。因此，客观地介绍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评述它在科学发展中理性地位，具体地分析它与其它科学哲学流派之间的相互批评和相互借鉴的趋势,内在地揭示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在科学研究中的意义，合理地阐述它所具有的科学认识论的特征，深刻地批判它所存在的偏狭、缺陷和谬误，便成为郭贵春研究科学实在论的一个宗旨。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　　       ——林语堂

　　郭贵春具有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既不故步自封，又不媚外。黄土文明的朴实熏陶了他学识的厚重，他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民族思维的演进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之上，那是他的根之所在；而两赴剑桥，特别是在于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科技文化成就的李约瑟博士的多次交谈中，拓展了他的视野，促使他在更高的精神层次上，寻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精神对话，完善多重智慧的撞击、交融和升华。

　　在去剑桥大学之前，他就殷切地盼望着能够向致力于在世界上传播中国文化精髓——“中国科学技术史”成就的李约瑟博士当面求教。留英期间，在多次接触、交谈中，李约瑟博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见解，对于中国历史如数家珍般的精熟，对于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令他深深感动。

　　先生的音容笑貌常常在他脑海中浮现，这更激励了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时代意识和使命感。在英伦三岛、在莎士比亚故居、在大英博物馆、在英格兰皇室古堡，他通过异邦所读、所见、所闻，考察李约瑟作为西方近代文明发源地的英国人的文化、思维方式，寻找东西方对话的大语境，异乡的文化不是空洞的，它令郭贵春站在更高的精神层面，身不由己地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有魄力的学术建构之中，进行古与今、中与西的精神对话,完善多重智慧的撞击、交融和升华。

　　郭贵春说中国人同西方人的智慧是不同的，西方人重理性和逻辑，而中国文化则重伦理与道德。盲目崇拜西方，瞧不起本民族的文化，实际上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以为“在水一方”的佳人才是己之所求；另一方面，“东方主义”的兴起，拒绝西方文化风气的传播，实际上是靠祖宗的光耀遮盖今天的缺失。他深切地意识到，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正应该勇敢地迎接外来文明，同时又不失自己的传统。传统文化，不能等同于文化传统，只有后者才是连续流动的活体。摆脱迷失，不是折衷主义，我们应该用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加以融汇，用现代意识和科学头脑来冷静对待这些问题。其实，脱开时空、东西之分，古今之辨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一切有用的思想都是人类文化的助推器。

　　在他看来，中国人不要按照故宫的规模，要求搬掉白金汉宫门中的飞天女神柱；西方人也不要按照维纳斯的面孔，要求中国人垫高嫦娥的鼻梁。世界现代文化是在多元共构的张力中谋求更新、发展和交融的。

　　因此，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郭贵春对科学实在论的研究，对促进整个民族的科学理论性思维，激励我国科学哲学的研究走向世界，推动东西方科学文化思想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均是十分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当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研究趋向在中国科学哲学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时，他专门撰文道，“主要体现在‘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与科学理性的自觉结合上面：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对传统实在论的‘现代性’批判，在中国科学哲学家中获得了某种批判性认同……对某些具有‘后现代性’的研究方法的扩张，使得科学哲学的某些视角渗入了对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的领域之中。”不过，他这样说并非意味着在目前中国已出现了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或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而是表明中国的一些科学哲学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批判地借鉴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某些合理内核，并由此推动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进步性、前沿性和世界性，它体现了中国科学哲学界的研究不断面对和走向世界的需要和前景，又体现了中国科学哲学界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特点。

　　智山慧海传真火   愿随前薪作后薪　　　　                ——冯友兰

　　“我怀着无比敬仰和爱戴之情紧紧地同您握手。没有人能像您这样，把如此深奥渊博的知识、才能，同严于律己的自我克制精神融为一体，在默默无声地为社会服务之中寻求自己生活的真正乐趣。我们大家衷心的感谢您，不仅因为您所取得的成就。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您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这是一位博士生在其学位论文后记中，引用爱因斯坦的一段话献给他的导师郭贵春教授的。该博士生的这篇博士论文被评为了“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学生的这一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同样表达了山西大学哲学学科群体对他的敬仰和爱戴。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创建和发展，凝聚了郭贵春无数的心血。身为这个学科的首席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不仅需要高屋建瓴地宏观把握，而且要有具体分工和组织协调。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以学术研究为核心，学术交流为手段，学科建设为目标，通过体制创新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突破，打造出了一支结构合理、组织精良的学术科研队伍，累计完成和在研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52项，初步形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招收和培养各类研究生320人，初步成为全国相同研究领域的专门人才库和人才培养培训基地；主办10余次国际、全国性学术会议，邀请、接收国际著名专家、国内知名访问学者20余人次，初步成为本学科的全国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基地；完成各类研究咨询报告20个，初步成为全国尤其是山西省的重点思想库和咨询服务基地；不断完善科研体制，成为具有示范和辐射作用的科研体制创新基地。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目前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

　　——1998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填补了山西省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的空白；
　　——2000年，科学技术哲学学科被评审为全国高校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山西省迄今为止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2年，科学技术哲学学科被评审为国家重点学科，也是该学科全国唯一的重点学科；
　　——2003年，成为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同年成为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已走过了20个春秋。现在，新的起点预示着她将面临新的挑战，将更加任重而道远。

　　郭贵春考虑最多的还是亟待完善的地方，包括科学研究、梯队建设，还有环境改进与学术交流。学科目前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对于带动山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对于山西省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经济腾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必须立足本省、辐射全国，与国内外学术通畅交流，追踪国际科学技术哲学前沿，面向21世纪培养高级人才。对此，他充满了信心：本学科已经形成了以国家重点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为龙头，以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和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基础，以科学技术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史等七个硕士点为支撑的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学科群，要保持在国内同类学科中的领先地位，并争取更多的研究成果，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造就一批实力雄厚的教学骨干、学术带头人和优秀中青年人才；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能力并重、文理兼通的两栖类复合型高级人才。

　　2004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2004年度40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他带领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群投标获得其中之一。该重大攻关项目是这一学科群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重点学科、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和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之后，在学科建设中取得的又一项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成就。　

　　该重大攻关项目将为本学科群实现与国际的接轨，形成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学派奠定基础，课题的完成不仅要作出具体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要为将来教育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十一五”科研规划的起草和制定工作，提供研究基础，引领和指导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

　　高尚的生活是充满了爱并由知识去引导的                 ——罗素

　　除了担任着国家重点学科科学技术哲学首席专家、国家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之外，郭贵春目前还是山西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山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名誉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同是也是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山西省委第八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归国留学人员”、“山西省优秀专家”、“百年三晋英才”、“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履历丰富，任职多多，但无论是在学术还是行政方面，他都把自己的科学理性思维一以贯之，能够独特地看待社会、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紧密相关的哲学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治学方式和办学理念。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其间有创造，也难免浮躁。现代化，一方面，使闭塞蒙昧的山村被打开；另一方面，使人类单纯、崇高的人格思想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物质化，使象牙塔内的学者有茕茕孑立的孤独感。当代的知识分子要多一些宁静，多一些清醒，避开尘嚣，免于庸俗，要以知识参与社会，充当社会的良心，成为社会心灵的庇护者，用真知灼见、终极关怀、思想成果为科学形态的社会政治、哲学、经济和文化学术活动提供依据。

　　郭贵春将山西大学百年办学传统概括为“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并率学校师生全力建设国内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型大学。为达此目的，他强调必须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以改革求活力”，同时努力塑造以追逐国际科技前沿为方向的研究理念，以培养创新能力为特征的育才理念和以开放为模式的办学理念。以学科群的建设和学科交叉为主线，打破文理相隔、院系之分等传统组织观念，形成了不同学科相互支持、上下贯通、独具特色的学科发展体系，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

　　出任山西大学校长，是工作的安排，他愿意与同仁一起，精诚合作，为山西大学的再度辉煌、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尽心尽力。他把在大学里从事教学与科研，比作排球比赛的主攻手，而从事管理工作，则相当于二传手。他深感当大学校长就必须具备主攻手和二传手的双重职责，仅仅主攻某一学科是不够的，必须全盘考虑到每个学科。“大学是学者们携起手来共同商讨、探索和传播文化知识的组织，除自己所专的一门学科外，我无法直接帮助其他专业的学者进行教学和研究，因此我的职责就是创造环境与条件促使大学目标的实现。”担任校领导多年，百年学府不知不觉变了模样。

　　——1998年以来，山西大学的本科生就业率名列山西省前茅，平均保持在85%以上。
　　——山西大学的本科专业由1992年的34个发展到2004年的65个；博士点从1993年实现了零的突破，到2004年博士点总数达到24个；硕士点总数由1992年的18个发展到2004年的90个。
　　——2003年，山西大学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并获得优秀。
　　——2003年，山西大学彭堃墀教授光荣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山西本土培养的首位院士。
　　——2004年山西大学的博士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实现了山西省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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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所地处经济欠发达的内陆省份的地方院校，能够大胆提出“建设国内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胆识和眼光。在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扩大规模的背景下，山西大学的本科生规模一直稳定在12000人左右，由山西省本科规模最大的大学退居全省第六位，而研究生的数量翻了一番，跃居全省第一位，从而为广大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和进行社会服务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保证了本科生的人才培养质量。坚持质的提高重于量的增长，以内涵发展为主、外延发展为辅，进行合理的量的扩张，也正是郭贵春科学理性思维的又一次体现。他的领导艺术和办学理念，已经与山西大学这所老校百年历史积淀的传统和风格融洽的结合在了一起，他不仅在传承着山西大学的历史，更续写着山西大学的辉煌。

　　他的为人和气度，使他的身边围绕着一批勇于奉献、乐于进取、热爱生活、敢于拼搏的行政团体和学术梯队。郭贵春的研究生喜欢享受他讲话的艺术。他严谨、率直使他的讲解个性鲜明：紧凑而有活力，丁丁卯卯、毫不含糊，但又不乏自然亲切。他机敏雄辩，妙语如珠，使得讲授不仅沉浸了知识，而且体现出多彩的风格，捕捉他飞扬的哲思与风格，便是索取着无偿的给予。

　　除去必要的社会活动及个人研究外，他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在年轻一代身上，他真诚地鼓励学生超越自己，并把握时机，发现人才，造就人才。他的弟子们说，他的关爱是诲人不倦四个字难以包容的，从选题立意、思路延伸、框架结构到参考书目皆能得到他的殷殷点化，使他们在所专的领域中均有不俗的表现。为了展示和锻炼新生力量，他提供充分条件和大量机会让学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让他们与学界许多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

　　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具有自己独特的思维视角和研究体系。他并不亦步亦趋于西方之后，他研究西方科技文化的目的在于为我所用。他始终以研究科学哲学为核心，以促进民族思维为目的，独创地、严谨地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他惊人的学术成就不仅反映了他思维的睿智，而且显示了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时代意识和使命感，把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作为自己的终生抱负。他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优秀，远远超越了他的学术领域。

　　居里夫人曾说，“我们不得不接触生活中最甜蜜的事情，不过我们必须不屈服于这些事物。我们应该在一种理想主义中去寻找精神的力量，这种理想主义要能够不使我们骄傲，而又能使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和梦想放得很高、很远……。”

　　在新世纪的旭日业已冉冉升起之时，在中国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之际，在以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郭贵春教授在科学哲学领域所作的开拓性工作——寻求中国科学哲学思维21世纪发展的生长点和基点——已远远超越了他的学术领域，而成为整个中国民族思维的未来目标之一。这对于今天保持科学理性的头脑，继续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推进民族思维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来源：光明网 山西频道　三晋英才　发布时间： 200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