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5日上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在文科楼六层报告厅举办了2013年第3期“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学术论坛”，本期论坛邀请到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梅建军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青铜技术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报告。报告会由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魏屹东教授主持。
报告一开始，梅建军教授给出了两张图：一张是山西陶寺龙山时代遗址出土的齿轮形铜环图，其用途至今尚不明确；一张是古代欧亚大陆铜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传播图，这张图是2009年罗伯茨（B. W. Roberts）和索顿（C. P. Thornton）给出的，图中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引出了本次报告的主题“中国青铜技术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对此，梅教授详细回顾了中国青铜技术起源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的进展；重点讨论了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铜器和冶炼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最后在西北地区研究的基础上又回过头来看中原与北方的情况。
一、中国青铜技术起源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的进展
1923年，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 1874-1960）出版了《中国远古之文化》一书，其中安特生依据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考古发掘，首次提出了中国“仰韶文化”的概念，并认为该时期出土的彩陶是从西方传来的，由此提出“中国文明西来说”。首次对此回应得是我国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从1928年到1937年，他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首次获得商代青铜器，这是当时所知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对此李济提问：中国青铜器是从中原地区最早开始出现的吗？现在看来，这是冶金史学科中一个相当好的国际性基本问题，引出了持续至今的丰富研究，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40-50年代：中国青铜冶金术西来说
20世纪40年代，有两位汉学家瑞典人高本汉（B. Karlgren, 1889-1978）和德国人罗越（M. Loehr, 1903-1988）对李济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意见不一，争议的焦点是：安阳的青铜器是否早于欧亚草原的青铜器？5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 Childe, 1892-1957）和美国中东技术史专家沃泰姆（T. A. Wertime, 1919-1982）给出了冶金术起源的一个全球视角，他们认为冶金术非常复杂，不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再次产生，因此根据考古发掘，冶金术产生于西亚临近矿区的高地地区。
（2）60-80年代：中国青铜冶金术独立起源说（依据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
60年代，甘肃发掘出了比商代更早的铜器，这表明：铜和青铜在中国的出现远在安阳时期之前，商代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并非突然地出现，而是存在一个演进的过程。70年代，汉学家郑德坤（Te-K′un Cheng, 1907-2001）、史学家何炳棣（Ping-ti Ho, 1917-2012）、澳大利亚考古学家巴纳（N. Barnard）和日本汉学家佐藤保（Sato Tamotsu）等人提出中国的冶金术就是中国本土起源的。同一时期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C. Renfrew）采用了一种新的考古技术：碳14（14C）测年技术，这种技术表明冶金术在欧洲的独立起源，伦福儒由此提出冶金术起源的多源论。80年代，北京钢铁学院研究冶金史（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前身）的学者对30件早期铜器（其中包括年代最早的马家窑铜刀和马厂残铜刀）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揭示出中国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已开始出现青铜器物。
（3）90年代：早期冶金发展中的外来影响因素（新疆与欧亚草原考古发现的影响）
90年代，学者们的视线转向了甘肃、新疆以及欧亚草原的出土铜器。其中我国考古学家安志敏（1924-2005）提出铜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例如偏处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早期铜器的发展便远盛于中原地区，可能是首先接触到铜器的使用，并影响及龙山文化。另外美国学者胡柏（L. G. F. Huber）研究了齐家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联系。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孙淑云和韩汝芬教授对甘肃新出早期铜器与冶炼遗物进行了科学分析；梅建军教授对新疆出土早期铜器进行了科学分析。他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早期青铜器是从欧亚草原传到中国的。
（4）2000年以来：对早期金属技术区域性特征及区域间互动研究的兴起
2000年以来，孙淑云、潜伟和王辉教授对火烧沟四坝文化铜器成分及制作技术进行了分析研究；李水城教授对西北及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进行了研究；梅建军教授讨论了铜器时代中国和中亚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西北地区与欧亚草原早期接触的问题；林嘉琳（K. M. Linduff）讨论了古欧亚大陆东部从乌拉尔到黄河的冶金术；刘学堂和李文瑛教授讨论了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
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铜器和冶炼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在学术史回顾之后，梅教授介绍了冶金史近期研究的重点，包括四个方面：
（1）金属早期使用的区域性特征——区域中心的定义；
（2）不同区域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与模式；
（3）当地创新与发展的探索——生产性遗址的价值；
（4）早期冶金与社会：冶金生产的组织与社会复杂化。
这些研究的目标是为阐明冶金术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供科学依据。
梅教授还介绍了目前所取得的一些新进展，包括四个方面：
（1）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张掖黑水国南城遗址发现一些早期冶金遗迹；
（2）对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出土的早期铜器进行了分析鉴定，发现磨沟遗址出土铜器中，锡青铜占主导地位，其它的金属包括纯铜、Cu-Sn-Pb 和 Cu-Sn-As 合金，另外多数铜管和装饰品均采用锻造技术制成，而铜扣均为铸造制成；
（3）对青海宗日遗址出土的早期铜器进行了分析鉴定，首次在青海宗日遗址考古发掘所获的齐家文化铜器中鉴定出了砷铜，这是目前中国西北地区所知最早的砷铜，表明砷铜的使用地区比我们以前认识到的还要广泛，已达到青海地区；
（4）对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金属器进行了分析鉴定，发现了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金属锡和金银合金制品，另外在7件被鉴定的金环中，除1件为纯金外，其余的6件金耳环均为金银合金制成，在14件被坚定地铜器中，9件为锡青铜，2件为纯铜，2件铅青铜，和1件铜锡砷合金。
这些发现为早期铜器的使用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三、由西北看中原与北方
梅教授从报告一开始提到的山西陶寺龙山时代遗址出土的齿轮形铜环开始，讨论了中国北方不同文化时期出土的铜和青铜物件；比较了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出土的各种耳环；分析了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制品以及中国的青铜范铸技术。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早期社会使用金属的方式与原因，这种讨论追溯到更早的非金属的礼仪性饰物与礼器，进而演化到青铜礼器。对此，有四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1）为什么使用容器会成为祭祀礼仪的核心？
（2）为什么礼仪性铜容器的种类多于陶礼器？
（3）为什么礼仪性青铜容器会持续千年之久？
（4）中国青铜冶铸技术发展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
这些问题进一步推动了对早期冶金发展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的需要，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1）对早期矿冶遗址的深入调查和研究——遗址的空间分布与生产过程的组织；
（2）早期金属使用与宗教或礼仪的互动；
（3）社会礼仪取向对技术选择的影响。
报告最后，梅教授给出目前冶金史研究的五个结论：
（1）西北地区在中国早期青铜冶金发展的进程中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
（2）北方地区在早期冶金术的传播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3）青铜礼容器和组合范铸技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出现，构成了中原地区冶金术划时代发展的核心内容，也使中原地区成为当时中国的冶金技术中心；
（4）中原、西北和北方之间文化互动的加强，是早期青铜技术迅速传播并取得突破的基础和动因；
（5）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在中原崛起的最重要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