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上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学术论坛2012年第1期在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期论坛由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晓平教授作了题为“‘李约瑟难题’辨析与解答——兼论‘冯友兰—爱因斯坦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李树雪副教授主持。 　　报告将“李约瑟难题”从不同意义层面上进行分析，赞同“陈正方—余英石方案”对“强李约瑟问题”的消解，对“弱李约瑟问题”和“任鸿隽问题”加以保留。在区分“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任鸿隽—李约瑟问题”，进而提出与之密切相关的“冯友兰—爱因斯坦问题”。并指出后者不同于前者之所在，即后者超越方法论层面，深入到“顺从自然”和“对抗自然”的基本倾向上。最后评价了冯友兰对此问题的解答。此外，报告还就“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时段问题和当下学风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陈教授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任鸿隽先生对于科学的广义与狭义定义的区别，与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与古代技术的区分相对应，将“李约瑟问题”以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加以表述。就广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学领先于西方，但近代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东方而产生于西方？就狭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但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却产生于西方？陈教授在对“强李约瑟问题”进行消解后，保留“弱李约瑟问题”，将为什么古代中国技术领先于西方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而产生于西方两个问题加以复合，提出了“任鸿隽—李约瑟问题”
　　就“陈方正—余英时方案”对“李约瑟问题”的消解方案，陈晓平教授进行评价，肯定其将古代西方科学与古代中国技术区分开来，并从科学传统的角度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消解的思路，但对其抹煞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之间的差别，并将数学化即演绎化看作科学惟一特征的观点予以否定，并再次重申被现代科学哲学家们尤为强调的科学的实验性或可检验性特征。
随后，陈教授将任鸿隽对广义科学的定义加以修正，即把“分门别类的知识”改为“包含公共经验技术的知识”使得古代中国技术领先而近代科学落后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这也正是提出“任鸿隽—李约瑟问题”的意义所在。
　　爱因斯坦从方法论角度对“李约瑟问题”做出了回答，中国古代未能产生形式逻辑--演绎逻辑和实验方法--归纳演绎两种方法论传统。而爱因斯坦答案的不彻底性在于他未能回答为什么西方人可以发现这两种方法而中国人却发现不了它们。陈教授在报告中简述了冯友兰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并与爱因斯坦的回答进行整合，提出“冯友兰—爱因斯坦”问题，冯友兰的回答着眼于哲学层面，从中国传统哲学入手，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方法的不同，即中国的哲学家未能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使深邃的哲学观点具有系统性，中国人更讲究顺应，这种思维方法的倾向性归根于追求幸福的倾向性，而追求幸福的倾向性又深深地植根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冯友兰在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时候着重谈中国人顺从自然的价值倾向和重直觉轻逻辑的思维倾向，并将此落脚到中国人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
　　在报告尾声，陈教授还就陈方正对于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时段问题进行了指正，并对时下学风的问题谈及自己的看法，报告最后，陈教授还与山西大学科哲中心的师生就“李约瑟问题”这一学界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整场报告深入浅出，观点新颖，论述有力，使听课师生获益良多，不仅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生们的思路，其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对中心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