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0日下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学术论坛”2011年第25期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期报告由上海东华大学杨小明教授主讲，报告题目为“科学史文献与科学史研究”。报告会由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李树雪老师主持，中心老师和同学们聆听了报告。 　　杨老师以科学史文献研究现状为开场白，概述了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的关系。正式报告分两部分：科学史文献的地位和案例介绍。
　　杨老师首先强调文献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地位，并介绍了学科规训。传统科学史的研究注重文献与考据，讲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文献与实物的“二重证法”得到了发展，通过实物模拟实验去验证文献。近年来，口述科技史也得到了重视，通过人们的讲述，了解科技发展的历史，成为文献证据的重要佐证。学科规训的发展沿着一条从孤证到旁证再到佐证的发展道路，杨老师以一首唐诗为例，说明了这一国际上目前对猕猴桃的最早文献记载，有力地佐证了猕猴桃始产于中国，消除了国际学界的争论。
　　接着，杨老师列举了马克思、培根等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个改变世界发展进程的重要发明的发源地和发明时间问题。在这个科技比较史上争论最多的问题中，各个民族意见不一，争论不休。随着时间推移，今天世界各主流观点已逐渐将火药的发明与中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迫使西方强势话语权退让的原因，是国内外科技史家于20世纪完成的一系列出色的研究工作。如冯家昇的专著《火药的发明和西传》、论文“火药的发明、发展及西传”，李约瑟和鲁桂珍的论文“关于中国文化领域内的火药火器史的新看法”等，证明了早在唐代时，道士们就已经在炼丹中发明了火药，为火药的中国发明说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讲座的第二部分为案例介绍，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杨老师首先介绍了《山西科技史》中对葡萄酒起源的论证，之后通过文献《黄竹农家耳逆草•天旋篇》介绍了哥白尼日心说在中国的发展和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杨老师同样通过文献介绍了安清翘与岁差、西学中源说，在杨其春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质疑中，杨老师列举了1918年时作为平遥实业学校学生的杨其春在题为“达尔文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说”的文中的一段话，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中国人的忧虑与抗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