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8日下午，“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学术论坛”2011年第18期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期报告由山西大学张守夫教授主讲，安军副教授主持，报告题目是“古希腊修辞学与现代修辞学转向”。 　　张教授的报告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两种“修辞”观念的巨大差异，二是现代“修辞学转向”运动是古希腊修辞学的复兴。分别用三个小问题阐释了这两个大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张教授是分了三部分来说的，①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人的“修辞”观念。②“修辞学转向”中的“修辞”观念。③两种“修辞”观念巨大差异的原因。
　　首先，对于接受传统修辞学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修辞”就是修饰语辞（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主要研究辞格理论、语体理论和语言效果。但是所谓“修辞学转向”显然不是转向这样的修辞学。
　　其次，“修辞学转向”这一说法，是上世纪下半叶，由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罗蒂提出来的。他将“修辞学转向”称之为本世纪以来, 继“语言学转向”和“解释学转向”之后, 人类哲学理智运动的第三次转向，并认为它将成为未来新文化运动的“显学”和新思潮。郭贵春教授把这一思想应用到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于是，我们发现“修辞学转向”的侧重点是“劝说”的综合理论。
　　紧接着，张教授沿着这条逻辑线索为我们讲述了第二个大问题：现代“修辞学转向”运动是古希腊修辞学的复兴，就是上面讲过的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哲学思想中复活的那些东西。就这个主题张教授也是分了三部分来说的。①柏拉图修辞哲学思想。②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哲学体系。③“修辞学转向”是古希腊修辞学的复兴。
　　首先，就柏拉图的修辞学观点，张教授探讨了在柏拉图看来是“坏”的修辞学，即智者修辞术；柏拉图对“坏”的修辞学的哲学反思（不纯粹是批判）；以及对“好”的修辞学的理论构建。修辞学“rhetoric”这个词，首先由柏拉图使用，原意是“演讲术”。在公元前4-5世纪的雅典城邦时期，凡是有关战争、体育运动、法庭辩论、政治演说等等，都是希腊人生活的一部分。修辞学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科拉克斯（Corax）。伴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传到了雅典城邦。
　　雅典民主政治制度是修辞学自由成长的土壤。每个人都是自由言说者，他可以直接面对公民讲演，并因此可能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但是，随着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治变革，政治领袖的特点主要是能说服人民，“政治演说家”变成了“演说政治家”，一些年轻人仅仅因为具有演说能力就取得了重大政治影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民主没有“使正义在公民的灵魂中扎根，从灵魂中消除不义”，而是只会讨好奉承人民。因此，柏拉图认为智者的修辞术只是为了讨好和迎合听众的感受，这种修辞术是坏的修辞。
　　随后，张教授参考《高尔吉亚篇》为我们阐述了柏拉图对智者“坏”的修辞学的哲学反思。并简单介绍了对“好”的修辞学的理论构建。
　　接着，赵教授为我们简单阐述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哲学体系。柏拉图曾给出修辞学的六个定义，而亚里士多德只给出了一个。但是这一个修辞学的定义也是很复杂的。亚里士多德如是说：“姑且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并且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场合归为三类：第一类是 “议事演说”，第二类 “法庭演说”，第三类是 “展示性演说”。并且说服方式就是修辞说服论证和语言艺术。
　　在讲座的最后，张教授为我们再次重申了一个重要观点：修辞学转向是古希腊修辞学的复兴。按照郭贵春教授的理论，“修辞学转向”和后历史主义相关。修辞学能够解决科学实证主义的难题：修辞学的联想、类比、比喻等思维功能，本身就是要突破经验的界限，可以自由地探索任何未知的世界；修辞学的语言的本质就是要打破单一的确定性，修辞就是要“偏离”常规语言，就是要开辟新的语言领域，所以修辞学才叫“语言艺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修辞学相对应的“辩证法”专务发现公理和逻辑大前提的职能，修辞学同样要求这样的论证能力（即给理由的论证）。其核心思想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共识”可以成为合理存在的“真理”。
　　张老师的报告在师生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中心师生就报告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提问。感谢张老师带给我们一堂精彩的讲座，加深了我们对古希腊修辞学与现代修辞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