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30日下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张培富教授为“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学术论坛”作了一场题为“共和国17年的科学运行机制”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副所长安军老师主持。科哲中心部分教师，全体硕士、博士研究生聆听了报告。 　　张教授的报告主要从四个发展阶段阐述了“共和国17年的科学运行机制”。
　　一、中国科学的运行由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
　　1．1949年时的中国科学运行状况：（1）南京国民政府10年（1927-1937）——形成欧美模式雏形；（2）抗日战争和内战12年（1937-1949）——形成3种模式：国统区的欧美模式；日占区的殖民模式；苏区的苏联模式；（3）科技体制基本形成：中央研究院（1928）、北平研究院（1929）等科研机构的建立；中国科学社（1915）、中华学艺社（1916）等科学社团的建立；北大、清华、中央大学、浙大、交大等形成科技教育体系；（4）学科发展不平衡，地质、生物、人类考古等发展早且成绩突出，数理化则成绩甚微。
　　2．随着新中国的建立，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中国的科学运行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运行。苏联模式的思想基础：苏联模式=传统儒学 + 领袖思想 + 苏联影响。
　　二、“任务带学科”的学科发展模式。
　　共和国的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规划制定原则。20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学运行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模式就是：产业部门提出任务，科研机构努力结合实际开展研究。中国科学院筹建之初就把办院方针定为：有计划地利用现代科学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也就是说，对于科学研究有一种在短期内显示其使用价值的强制性要求，要“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20世纪50-60年代，从政府到公众，整个社会更多地是撷取了科学的实用性这一面。教育的重点放在了技能的掌握上，要把“博而不精”的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为现代的专门人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科学活动被完全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过程中，个人要求必须融入社会。要求科学服务于国家利益，导致了重应用、轻理论价值观在中国科学界的流行，并一度发展为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这必然使科学活动的范围受到限制，影响了科学的自主运行。但科学的实用性与国家发展需要的高度一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意识形态对科学家产生的压力。
　　三、科学的“国家化”进程。
　　1．科学活动被完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体制；2．政府通过对相对集中的人力资源、研究内容、科研经费的控制，形成了国家对科研管理与支持的垄断地位；3．科研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完全行政化；4．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进行，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非国有的科研究机构逐渐销声匿迹，科研机构完全国有化；5．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非公立大学完全被拆分、合并和取缔，教育机构完全国有化；6．与国有化相适应的“集体工作”制；7．学术权威不断弱化和官僚体制不断强化；8．科技工作者以“国家干部”身份获得社会待遇；9．政府对科技工作者的基本态度是“有戒备的信赖”；10．国家科学化导致中国科研组织的一元化，如自主的科学社团、学会始终未能真正形成，科学共同体的有效性和创造性就难以体现，甚至消失了。
　　四、“为科学而科学”思想与中国科学的发展。
　　完全“为科学而科学”的人，他们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了从事科学研究，不计个人得失和荣辱誉毁，把科学研究作为追求真理的感情生活支点，通过对真理的追求而达到善。从中国人真正认识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始于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的认识，而且发展科学技术始终作为摆脱中华民族的屈辱并重争世界大国地位的手段之一。所以，至今为止“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很难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
　　报告结束时，安军老师作了精彩的点评。他认为张培富教授此次的报告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共和国17年科学运行机制的发展历程。让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我国科学运行机制改革的突飞猛进，但同时也使我们了解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事业比任何国家都更受到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格局所制约。在座的师生踊跃提问，张培富教授认真解答并殷切期望大家沿着科学的征程不断努力，“为科学而科学”追求真理的成果，为社会和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报告在师生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感谢张培富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的讲座，让我们对我国17年的科学运行机制有了一个详细而又深刻的认识，使全体师生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