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消费与文化治理”研讨会，于2015年3月29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第一会议室举行。此次研讨会是人大国发院公共政策评论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文化创意》杂志、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协办，并得到众多媒体的支持。
       会议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人大国发院研究员、文学院教授金元浦做了“创客时代：‘互联网+’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报告，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对报告做了评议；第二单元，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林坚做了“文化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黄顺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德顺对报告做了评议；第三单元，与会专家如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仲林、中山大学教授王志康、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王宏波、东北大学教授田鹏颖等参与了讨论，展开了充分的交流。会议报告和讨论的主要内容为：
　　一、“创客”、“互联网+”：跨界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教授在报告中，首先提出了国家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有着重要关系，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谈到有关“一带一路”，又有“亚投行”的建议，也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发展与文化相关的，关于文化经济的一个命题就浮出了水面。今年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13次提到创业，也提到创客。
       “创客”这个词来自于安德森的《创客：新工业革命》这本书，它是想把虚拟世界中对于互联网特别加以探讨的“极客”和进入线下层次与实际的现实经济和现实产业结合起来，让数字世界真正颠覆现实世界，它成为一个助推器，掀起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在全球实现“全民创造”。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叫做“双创”，就是要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性的能量。在这一基础上，他认为文化经济和文化科技的引领将会是我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战略的一个引擎。
       所谓“互联网+”行动计划，是指要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互联网+”首先意味着“跨界融合”，互联网要为各种行业服务。
       金元浦教授预测了“创客”概念与“互联网+”行动计划有可能对我们的生存方式所做的改变，并把它概括为“大、智、云、移、自”，就是大数据、智慧城市、云计算、移动网、自媒体；生存方式体现为“小、微、新、特、融”，就是小企业、“微”方式、“新”业态、酷“特”色、“融”思维。同时他也提出了“文化巧实力”的概念，指出文化的软实力加上科技的硬实力便是文化的巧实力。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和中央党校教授范玉刚对报告进行了点评。魏鹏举教授指出金教授的报告后面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文化与科技的关系问题；互联网的很多问题，实际上背后隐含的是文化产业问题、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他认为金元浦教授的报告分析了三个层面的问题，即文化的问题、创意的问题以及产业的问题。他指出文化与科技始终都是相伴相生的。
       范玉刚教授指出金元浦教授谈到了“互联网+”的应用给文化产业的界限、文化产业的管理带来的变化，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认为文化产业说到底是当前文化发展的一种主导方式，它的重心是落在文化上，是文化、文明的积累与传播的一种方式。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变化如何跟文化建设，特别是主流价值观的建设相融合？并且在这种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下，我们的文化积累、文化发展等等如何实现？这些问题引人深思。
　　二、文化治理：从社会系统工程角度看
       人大国发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林坚研究员所做的报告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梳理了文化和治理的含义及意义。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且有着狭义和广义的分别。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把文化和治理联系起来，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手段和工具。
       第二，总结了文化治理的主要内容与趋向。即：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文化治理方式的规范化；文化治理对象的分类化；文化治理理念的兼容化；文化治理的机制系统化。
       第三，他指出从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关系来看，包含着四个方面：（1）文化传统是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的要素。（2）文化开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3）文化兴盛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4）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灵魂。同时，文化治理与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如文化治理与政治治理的关系，与经济治理的关系，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与生态治理的关系。
       第四，阐述了文化治理的重要意义。加强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必然选择。主要包括几个方面：有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五，分析了文化治理的几个途径：（1）要充分开掘思想文化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2）实现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3）完善文化政策和法规，制定一套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4）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5）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德顺，表示很赞同林坚研究员的报告，同时认为这一问题还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如应该进一步突出文化治理的重点，提出具体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等等。他指出文化所包含的两方面“人化”与“化人”，国家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了前者，以至存在“做文化的反而没有文化”的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黄顺基认为林坚的报告是一篇开创性的报告，有不少新的见解。同时他也认为存在一些需要再考虑的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提法，认为其可能会违背文化多元化的原则；讲文化认同的时候应该谈一下国家认同；而讲到文化治理与生态治理的关系时，应该说明自然的价值，等等。
　　三、各家争鸣，拓展新的思路
       在两位报告人精彩的报告与相应的评点之后，进入了自由讨论的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就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消费和文化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人大哲学院教授欧阳志远认为关于创意问题和治理问题，前者关键在于价值观念的研究；对于后者，社会治理说到底是人的问题，如何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才是关键；文化创意的基本点就是社会过程和自然过程结合起来，摆正对社会秩序和自然治理的认同的关系。
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仲林指出，应该考虑如何让“全民创造”真正地得到实现；在文化治理中应该加入一个“开放”的元素，因为没有足够的开放，文化不足，管起来也会出现问题，要注意“开放背景下的治理”。
       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冯景源指出哲学就是智慧和创意，在金教授的报告中提到的“创客”概念就应该是当代哲学的智慧；文化和创意，和产业结合起来了，要从哲学高度进行解释。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信息学院教授陈禹指出必须小心“创客”文化有可能引发过度的自发性；并认为“互联网+”从根本上涉及分工的问题，应该思考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同时也应该思考文化产业和其他物质产业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中山大学教授王志康提出在报告中应该再增加些系统工程的具体的东西，否则会让人感觉过于抽象，应强调文化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并对治理具体的范围、具体的方式做一些系统工程方面的处理。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王宏波指出，国家治理不能没有文化治理，而且当前文化治理可能比其他方面的治理更基础，老百姓可能更关心，对政治、文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更基础的作用；也不能排除文化产业对国家社会有负面的效应，这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哲学院教授苗东升认为如果文化发展和文化都要和产业联系，那么文化就落到了一个悲哀的境地，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文化都绑缚在产业上；同时也指出所谓“顶层设计”是站在顶层去设计总体，一定要站在最高层。
       日本爱瑗大学教授邢东风指出我们现在讲文化软实力，应该首先想一想古代的文化软实力在哪里；关键的地方不是在于科技，还是在于那个软的东西；不能扼杀创造力，知识分子要代表一种正义的声音。
       《北京文化创意》杂志总编辑陈秋淮在会上介绍了办刊宗旨。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左美云、王明明、王东胜、陈劲松，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王佩琼，中国航天社会系统工程实验室研究员常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杨爱华，北京市数字科普协会秘书长刘英，中国古籍研究中心彭令，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刘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朱红军等，来自文化学、哲学、文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管理科学等领域的学者，以及十余家媒体人员参加会议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