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2-23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襄阳市隆重召开，来自北京、重庆、黑龙江、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四川、贵州、甘肃、湖南、湖北等19个省市，包括高校、党校、军校、科研院所、出版社等单位的90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出席会议。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董春雨教授莅临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充分肯定了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这些年来为促进科技文化研究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认为如此多的专家学者出席此次学术研讨会说明我国科技文化研究事业兴旺发达，对历届科技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紧扣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研讨的做法表示赞赏。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杨怀中教授致开幕词。杨怀中教授就本次研讨会主题“科技文化与中国新型城镇化”谈了三点认识：一，新型城镇化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中国面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围绕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展开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二，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人口由农村转向城市的“人口转移型”城镇化，文化建设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三，新型城镇化建设呼唤广泛弘扬科技文化。他希望与会同仁在学术研讨中畅所欲言，各抒高见，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言献策。
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科技文化与中国新型城镇化”从多视角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研讨，重点研讨了科技文化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科技文化与近现代城镇化历史、科技文化与生态城市的兴起、科技文化与城镇化建设中人的发展以及工程技术文化、科学文化哲学等问题，分别概述如下。
　　1、科技文化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武汉理工大学黎德扬教授在题为《谈谈新型城镇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工业化进程在实现了初步工业化后向工业现代化发展中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城镇化目前处于“城市病”多发期和爆发期，“新四化”是保障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新型城镇化应具有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特征。弘扬科技文化有助于从理念上提升城镇化水准，促使城镇化沿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轨道推进。
       山西大学高策教授就城乡一体化新城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作了阐述。文化遗产是文化和文明传承的重要形式，文物古迹以其存在及其承载的文化内容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生动历史见证，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更好地传承历史文化，城乡一体化新城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他以山西省汾阳市石塔村龙天庙古戏台建筑陶瓮设置声学技术、山西省临县碛口古镇黑龙庙古戏台声学原理等文物古迹为例，认为这些文化遗产不仅反映了明清时期我国建筑声学技术的重大进步，而且对于发展当代建筑声学技术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城乡一体化新城建设中要树立文物保护的自觉意识，并通过政策法规等有效措施加强文物保护并以适当的方式予以传承。
       湖南大学彭福扬教授在题为《生态文明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的报告中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生态城镇化道路。生态城镇化就是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之下，以生态经济为基础，以生态政治文明为保障，以生态民生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生态文化为引领，将新型城镇建设成为生态文明示范区，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成为实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协同发展的战略平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刘国章教授在题为《科技文化、系统思维与生态城市建设》的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城市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建设生态城市必然依赖于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更依赖于现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平衡规律，以及符合这一规律的辩证系统思维方式。生态城市建设是涉及人、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系统工程，必须按照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客观要求，遵循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所揭示的科学规律，运用现代性的辩证系统思维方式，认识和把握客观实际，对生态城市建设进行科学的、系统化的规划和设计，使城市建设的布局和运行系统与自然环境差异协同协调良性循环，并充分地展现人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湖南行政学院匡跃辉教授在《生态型城市群文化的内在特征》的报告中提出，生态型城市群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既有社会文化的共同特性，又有自身的特点。生态型城市群文化体现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科学性，因为生态型城市群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生态型城市群文化是一种蕴含科学精神的文化；二是继承性，因为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是建设生态型城市群的精神财富，历史文化名城的原有文化元素值得继承与发扬；三是借鉴性，从以往的城市群来看，城市群文化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独特性，更具有生态性；四是地域性，城市群文化往往因自然人文因素综合形成，但地域文化对城市群的作用是辩证的；五是创新性，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型城市群的灵魂。生态型城市群文化是人类在城市化进程中创造活动的产物，它随着人类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武汉理工大学夏劲教授作了题为《生态哲学视域下的我国城乡一体化城镇建设模式探究》的报告，系统地考察了国内外城乡一体化城镇建设的若干典型模式，例如，国外的城市工业导向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地域空间单元模式、农村综合发展模式、配布城乡联系通道模式等；国内的“以城带乡”模式、 “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工农协作，城乡接合”模式、“乡镇企业率先发展”模式等。从生态哲学的视角分析了这些城镇建设模式的利弊，论证了“生态城市”建设是我国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以襄阳市尹集乡“田园城市”建设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城乡一体统筹规划、特色生态产业为基、农工商居整体推进，田园新城与美丽乡村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尹集模式”。
　　2、工程技术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肖显静教授在题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争论中的科学观》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科技界某些精英核心群体在相关网络上，围绕“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粮食安全和国家主权安全”、“参与资格及合法性”三个主题，针对“中国是否应该进行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展开了激烈争论。分析各核心群体网络争论文本，转基因产业科学家、政府官员、新语丝形成“赞成方”，环保专家、其他领域科学家、绿色和平（中国）、科学文化人、乌有之乡网友形成“反对方”。进一步分析各核心群体争论文本，发现他们体现了相应的科学观，如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常规科学、后殖民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科学例外论等。综合“赞成方”的科学观，他们普遍持有“科学例外论”，而“反对方”普遍持有“反科学例外论”。 无论“反对方”还是“赞成方”，一定程度上都否定了默顿的“普遍主义原则”、“共有主义原则”、“无私利原则”，但对其的“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还是肯定的。
       湖南大学欧庭高教授在题为《现代技术风险的意涵》的报告中指出，在技术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技术风险的意涵凸现出来。现代技术风险潜藏着自我知识的新风险性，包含以风险物质多样、风险成分隐微、风险机理复杂、风险致害隐秘、风险损害巨大、风险领域宽广、风险控制艰难等为特质的新意向。这种新意向演绎着悖论式的意理，用风险技术来控制技术风险，结果构建起风险的超循环机制，催生出复杂的风险巨系统。风险巨系统是反身性的。它的治理需要解构现代技术风险，克服技术与风险的对抗性理念，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基础上，理解风险的实质，学会与合理的风险为伍，构建开放性公共参与协商的公共环境。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毛明芳副教授从文化视角研究了现代技术风险，认为现代技术风险既是一个事实判断，也是一个价值判断，文化因素在技术风险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现代技术风险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制度性信任与信心、价值承诺、文化群体的归属、跨国差异等。规避现代技术风险，需要从社会文化方面着手，加强对现代技术发展的文化塑造与文化规约。
       广州行政学院李三虎教授从工程社会学的视角阐述了工程的社会问题。他针对长期以来国内外将工程的外部社会问题当作内部问题处理的现状，认为工程的外部社会问题更带有社会群体性，其社会后果往往是全局性甚至根本性的。他将化学工程作为一个典型领域，说明化学工程的社会问题识别和解决倾向于对社会问题建构范式的理论支持。不能以一套既有的规范和指南解决化学工程的社会问题，必须要针对具体的化学工程，对其负面的社会影响程度和范围进行专业性和社会性评估，以便为具体地认识化学工程的社会问题现象特征和发生过程以及调动社会力量解决问题奠定基础。
       广东金融学院杨明教授在题为《基于技术转移的文化生态和谐研究》的报告中提出，技术转移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技术转移，即所谓“异根技术转移”。文化变迁可被归纳为适应环境。这个适应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被称为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对文化的总体特质、价值指向和未来路途等有着特殊意义。技术转移产生文化异化；文化异化造成文化生态失衡；建构文化生态平衡机制；构建系统论、控制论和复杂性科学支持下的文化生态和谐的可持续机理，同时为技术转移营造良好的软着陆环境，加快地区经济发展。
　　3、科学文化哲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孟建伟教授作了题为《全球化科学哲学：根源、问题与前景》的报告。他提出，全球化科学哲学根源于全球化科学。正是全球化的科学知识及其方法，不仅为全球化科学哲学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全球化科学哲学确立了研究范式。全球化科学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及其科学同全球多元文化的深刻关联，来抽象地研究“科学的逻辑”，结果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全球化科学哲学须实现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即从科学哲学向科学文化哲学的转变。所谓科学文化哲学，就是要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知识和方法扩展到整个文化，并揭示科学的文化本性及其科学同全球多元文化的深刻关联，从而不仅更加深刻地理解知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而且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的根源、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科学文化哲学将为全球化科学哲学开辟广阔的前景。
       郑州大学谈新敏教授在题为《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本质特征》的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先进生态文化为支撑。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精神旗帜。它本质上不同于传统工业文化和资本主义生态文化。它是超越传统工业文化和资本主义生态文化的新型文化，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道路总要求的先进文化，是以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生态理想和人类生态智慧的优秀文化。
       兰州大学杨莉教授在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构建》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公众正确认识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指导，更为公众有效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为了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公众基础的牢固稳定，不仅要从培养公众的生态意识、督促公众生活方式的转型方面予以重视，使之达到自觉的行动能力并进一步内化为个人的道德自律，而且更应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由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公众协同治理。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夏劲教授在闭幕式上致辞总结。他指出，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学界同仁，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现实课题展开学术研究，充分体现了科技文化界同仁“面向现实，走向大众，为国服务”的自觉意识与责任担当，相信此次学术研讨会的研究成果必将对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和繁荣科技文化研究事业作出有力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