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江怡教授谈现代大学的人文教育
2008-06-19
3月27日14：00，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与人民论坛特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江怡教授以“现代大学的人文教育”为题进行访谈。
嘉宾江怡
嘉宾简介：
江怡，男，四川宜宾人，1961年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198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师资班，获法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师从车铭洲教授，主攻当代西方语言哲学，1985年获哲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题目为《罗素的意义理论》；毕业后任教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7年任讲师；198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师从涂纪亮教授，主攻分析哲学方向，199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93年晋升为副研究员，2000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2001年被评定为研究员，2002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1995年-199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做关于“海德格尔与老子的比较研究”的报告，并顺访英国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200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进行学术访问，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关于“对话的哲学基础”的报告，并顺访普林斯顿大学、迈阿密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等；2007年赴英国学术访问，在牛津大学做关于“哲学拓扑学”的学术报告，在剑桥大学做关于中国哲学的学术报告，并访问伦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哲学所三个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的社会和学术职务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中方委员会副主席、《世界哲学》杂志编委、美国哲学学会（APA）国际会员。主要兼任的客座教授有：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者”讲座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萃英讲席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杜威与当代美国哲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四川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和兼职教授等。
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比较研究、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等。已出版论著四部，合著四部，译著五部，主编三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世界哲学》等国内哲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访谈全文：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今天收看的是由人民日报、人民网、云南电视台合作主办的电视讲坛节目《人民论坛》。在《人民论坛》中您将有机会直面权威的嘉宾，去亲近思想者，分享思想力。今天，来到《人民论坛》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江怡教授，他为我们带来的演讲题目是“现代大学的人文教育”。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江怡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江老师您好。今天您为我们带来的一个题目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大学的人文教育”，您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会从哪几个方面来谈现代大学的人文教育吗？
江怡：好的。我会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现代大学发展人文教育理念。第一个是谈一下什么是现代大学，对于现代大学有个基本的概念，同时我们也会涉及到关于现代大学的一般教育理念是怎么样的。第二点，现代大学里的通识教育是怎么回事，这里主要是以美国大学为例，第三个方面主要谈下现代大学里的所谓人文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我们如何开展大学里的人文教育。
主持人：您主要开讲的题目是针对中国的大学还是针对美国的大学现象呢？
江怡：我主要以美国大学为例来说明现代大学里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会对中国现代大学里面所面临的人文教育方面的情况做一下反思。
我们今天所讲的现代大学的基本概念是以传播知识为主
江怡：大家好。今天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现代大学的人文教育。那么说到现代大学呢，大家首先肯定会想到什么是现代大学以及现代大学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大学之间是一个什么区别。其实大学这个概念在西方中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我们知道早在12世纪到13世纪左右，在英国就出现了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我们众所周知的名牌大学，但那个时候的学校主要是以传播人文理念、传播文化精神，诵读经典为主要内容。真正的现代大学是在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那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实际上是由一个叫威廉?洪堡的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创办的，就是柏林大学。这个学校创办于1810年。这所大学创办以后引起了人们对于大学基本概念的重新反思，为什么呢？因为这所学校它所传播的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文化教育，它更强调的是知识的传播。我们知道，这所学校第一任校长既不是一个科学家，也不是一个任何社会活动家，而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就是费希特。费希特担任了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和哲学系主任，接任费希特的是另外一个哲学家，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黑格尔。
那么，可见，现代大学所建立的初衷，除了传播知识以外，它仍然强调的是人文理念教育。除了我们所众所周知的第一所大学的建立，导致了整个西方对大学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在大学教育当中，我们除了要传播文化、传播文明之外，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传播知识。
在中国，我们的现代大学，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建立于我们所知道的北洋大学堂，这所学校成立于1895年。随后，在1898年，我们有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北京大学的前身，随后在1919年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今天清华大学的前身。那么这样一些学校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是沿袭了德国柏林大学的传统，也就是以传播知识为主。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现代大学的基本概念。这样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大学和我们所知道的近代的，特别是中古时代的大学有了很大的区别，就是现代大学主要以传播知识、传播实用技术等等为主要任务。可是这样一个理念，实际上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人们在强调知识的同时，却往往容易丧失，或者说失去了对人文传统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大学教育不仅仅是在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传播一种观念，带领人们认识我们人类文明如何而来，走向何处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在西方从19世纪末开始，重新开始关注如何在大学教育当中来引入人文教育的观念。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在美国。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大学教育当中，早在1897年的时候，美国就开始特别的关注在大学教育当中，引入人文教育的理念。也就是说，大学教育不仅仅是在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传播一种观念。带领人们认识我们人类文明如何而来，走向何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大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从19世纪末期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大学开始产生如何强化或者是加强学生文化知识的同时，来加强他们对文化、文明传统的认识。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一个学校，一个美国的学校就是哥伦比亚大学，那么大家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的常青藤学校之一，在本世纪初，也就是在1916年到1917年左右，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率先提出了要实施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通识教育。所谓的通识教育概念，实际上就是指要把传统的文化、经典的学说，以课堂授课的方式传播给学生，让学生不仅仅学习基本的科学知识，同时也要接受一些文明的、文化的传统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哥伦比亚大学的通识教育课可以说开了整个西方人文教育的一个先河。
当然，我们应该说，不仅仅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许多常青藤学校都在开设类似的课程，比如说霍普金斯大学，早在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之初，已经提出要以人文教育为主。同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些重要的大学，比如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实际上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强化人文教育。这里最有代表性的，我们要推出关于哈佛大学的人文教育理念。我们知道，哈佛大学在1636年就建立了，早在17世纪就成立了一所大学，被看作是“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这样一所大学。这所学校在它传播文化、传播人类文明的过程当中，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哈佛大学曾经培养了六位美国总统，三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样一所以最具有领先社会潮流的一所学校里面，他们却保持着非常强的人文的传统，因为，他们深信，我们培养的学生，哈佛大学培养的学生是以能够承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能够培养为社会有用的人才，这么一个基本理念树立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感觉到，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它们实际上都在以人文的传统为立校之本。
现代大学应当培养的是有独立意识、自由精神和文化教养的人
谈到通识教育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个通识教育的发展历史。因为从刚才我的表述当中，大家已经感觉到，现代大学的理念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导的，我们如何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又要坚持文明的传播，我们的经典文化的传播呢？其实在这一点上，美国是一直存在争议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刚开始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实行通识教育的时候，仍然有许多教师，乃至于学生，持反对意见，认为一个学校我们应该培养的是为社会有用的人才，因而，我们更多的是教会他们一些技术，而不仅仅是教会他们一些经典文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刚开始实行通识教育的时候，仍然有人持反对意见。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如何培养一个有教养的，而不仅仅是有技能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更为重要。这恰恰是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职能。
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美国的通识教育实际上经历了这么几个主要的阶段。最初，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在1916到1919年，他们最早推出了通识教育的课程。到了30年代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发起了一场关于通识教育的讨论。由此，引发了美国大学如何来认识通识教育与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这个讨论以芝加哥大学在1936年的大辩论为代表，史称“芝加哥大辩论”。这场辩论过程当中，在大学中最主导推行通识教育的代表人物是当时任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金斯，哈金斯他发表了一个关于“通识教育在美国”的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他特别强调，如何改变当时美国社会当中只注重知识传播，而忽视文化传统的熏陶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他对当时美国物欲横流的情况，可以说深恶痛绝，希望大学能够承载起社会文明脊梁的作用，因而哈金斯的报告一提出，当时引起了社会轩然大波。很多家长就认为，我送孩子来读书，是花了钱的，我是要送孩子来学技术的，将来可以挣大钱的，可以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我为什么要孩子学习那些根本就不着边际的，或者和他的将来生活没有太大直接关系的人文传统呢？
哈金斯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大学不能够保持自己在社会活动当中的一种独立性，这样的大学就失去了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条件。因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一直到1942年，哈金斯的报告得到了校委会的通过。也就是说，哈金斯胜利了。在这场大辩论当中，哈金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而使得美国人也接受了哈金斯关于大学理念的思想。这个基本思想就是要传达给人们，现代大学应当培养的是有独立意识、自由精神和文化教养的人，而不仅仅是培养有基本技能，只会做事，不知道为何做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在美国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者在这些常青藤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具有比较强的一种文化传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或者美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在与社会的交往过程中，坚守着一种基本社会规范和道德，我想这不得不归功于以哈金斯代表的关于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
通识教育是为社会提供有用人才，而人文教育是塑造完善的人格
随着哈金斯理念的不断扩展，到了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美国重新开展讨论关于通识教育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1945年，哈佛大学的时任校长柯南特，他提出一个基本观念，认为我们应当给学生更多的灌输西方文明的基本观念，也就是说，强调美国的文化是西方文明中的一部分。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柯南特也就是哈佛大学校长会强调这一点呢？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提醒大家注意。就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与战争关系较少，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被卷入战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局部的被卷入战争，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人要反思我为什么要卷入战争，我对这场战争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人们反思的过程当中就认为我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民，我与过去传统的西方文明没有太大的直接关联，我为什么一定要支持，比如支持欧洲的国家，为什么要支持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支持法国这样的国家，来参与反法西斯的战争呢？这里，美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其实美国的文明是整个西欧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他们强调如果不强化这一点，如果不让美国的学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能失去我们的文化传统。可以看出，这场战争或者两次世界大战，给美国人提了一个醒，使美国人深刻认识到，我们与我们的母体，也就是西欧的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通识教育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适合当时社会的这种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逐渐又反思，这种以西方为代表的，或者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所谓占主导地位的文明，人类文明是不是唯一的一种。因而在1978年的时候，在美国大学里面，又重新掀起了一次关于通识教育的讨论。这次是由斯坦福大学引发的，斯坦福大学在1978年重新讨论，我们是否能够认为只有西方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唯一成份？或者说是最优秀的成份？因而，斯坦福大学率先开始提出需要补充增加非西方文明的成份。这又是一次新的大讨论，这又引发了一场新的美国社会对于我们的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与其它非西方文明之间关系的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大学的通识教育又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到1987年的时候，哈佛大学再一次起了领导作用。他们重新设定了通识教育的课程，并且把通识教育作为一个所有学生必须要接受的一门教育。谈到这里，可能大家会对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有些疑虑，老师你刚才讲的是人文教育，为什么突然转到讲通识教育，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其实，在西方的概念里，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他们以通识教育的方式，来传播着人文教育的理念。因而我们可以说，通识教育是人文教育的重要核心部分，但是，人文教育是通识教育的最终目的。因为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加以区分，通识教育是为社会提供有用人才，而人文教育是塑造完善的人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是以通识教育的方式实施着人文教育的目的。
嘉宾江怡与主持人交谈
一个大学只有靠着大师才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高水平的高素质的人才
在美国的通识教育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么几个主要特点。我把它归结为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们特别重视经史传统的结合，所谓经史传统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历史的发展线索和经典阅读的方式两者相结合，这种方式被称作“哥伦比亚模式”。因为从1916到1919年期间，哥伦比亚大学就开始采用给所有的本科生开设两门所谓的通识课，一门叫西方文明，或者叫现代文明，一门叫人文经典。但是这两门课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们并不是以概论的形式来讲述给学生的，而是以经典阅读的方式，他们希望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西方文明和以阅读经典的方式俩认识西方文明，这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其实对我们中国来说，经史传统的学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一直没有断过。只是到了现代以后，我们不太强调经史教育。但是在美国的文化传统当中，经史传统也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重新拾起的。在传统大学教育当中，他们也是要强调“经”，也就是经典文献的学习，要强调历史文化的学习。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强调以所有的课程都要以经典阅读为主。所谓经典阅读就是所有的课程都是以阅读人类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那一些伟大的著作，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也把这个课程叫做“过去的伟大著作”，叫past great words，这门课程就叫这个名字。因而可以感觉到他们一直强调以经典为本，不像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些通识教育的课程，往往是以概论取而代之。所以，学生在理解经典的时候，只是流于表面。
第三个特点，他们特别强调小班教学。所谓的小班教学，就是以人数较少的方式接受经典学习。这一点是美国到目前为止仍然采用的一种教学方法。当然他们有一些课程是使用大班教学、小班辅导的方式。这样的方式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真实地感受经典著作给每一个学生带来的震撼。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问题。
第四个特点，强调要由一流的教授来担纲通识教育的课程。我记得清华大学的30年代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只有靠着大师才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高水平的高素质的人才。在美国通识教育当中，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强调以大师来教本科生，以一流的导师带领学生阅读经典，这也是我们中国在推行大学的通识教育过程当中，可以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