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什么？或许很多人会不屑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近期推出了“当代大学读本·科学文化系列”的前两本《科学传播读本》和《性别与科学读本》，试图讲述科学是什么，探讨我们应该怎样传播科学，并努力打造一种新型的学术平台，帮助人们理解那些与科学有关的交叉学科的学术脉络与经典。
读本 更新教科书的形式
说起读本，我们并不陌生，这在近几年是书店里常见的一种文本形式，而《性别与科学读本》一书的主编、清华大学教授刘兵却说，“此读本非彼读本。”
“市面上大多的读本是面向公众的普及性读本。这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大学读本·科学文化系列’丛书则是一种新型的教科书，以在校的研究生、本科生为主要读者对象，面向小众，属于学术读本，两者存在比较大的差别。若用英文表述的话，前者是reader，后者是readings。”
丛书策划编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常务副社长韩建民介绍说：“这套读本目前规划第一批将推出7种，包括《科学史读本》、《技术哲学读本》、《科学传播读本》、《科学与宗教读本》、《性别与科学读本》、《环境伦理学读本》、《艺术与科学读本》，以在校的研究生、本科生为主要读者对象，旨在打造一种新型的学术平台，帮助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理解那些与科学有关的交叉学科的学术脉络与经典，提供这方面的较为系统的知识和信息，造就一代知识新人。”
为什么要以读本的形式出版教科书呢？1月9日，在“当代大学读本·科学文化系列”新书发布会上，图书各卷的主编刘兵、吴国盛、田松、刘华杰等大赞读本的优势，因为它“更新了文科的教科书形式！”《科学传播读本》主编、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说：“在英美国家，文科研究生用的教材中相当一部分是任课教师选编的，由若干论文组成的PACK（一般是复印件，由大学的教材部门装订在一起）。这样的好处，第一是容量大，能够全面或有所侧重地反映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比起国内由一两位作者编著的教材要更适用课后阅读、课堂研讨。这种读本通常很厚，也就是说要求学生的阅读量非常大，每节课过后要读10页～30页左右，下次课老师提问，大家讨论。而在国内，长期以来学生和教师都习惯于用一本独著的教材，一路讲下去，学生阅读量较小、知识面较窄，上课时可供讨论的话题、材料较少。第二是读本形式灵活，便于更新。第三是学生使用这种读本眼界开阔，能够直接进入研究前沿。”
刘兵也认为读本的特点是信息量大，能及时反映某个学科的最新动态，他以《性别与科学读本》为例说：“‘性别与科学’对国内学者来说是个相对较新的话题，书里选取的文章，既有来自女性主义学界的，也有来自科技哲学领域，还有科学史界和科学社会学领域的，这个庞大的、松散的学术群体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性别与科学的关系给出了看法和观点。相比于国内独著的教材，这些或经典或新颖的文章便于学生在短时间内既能了解本学科的历史也能接触到当前的学术前沿。”
科学传播的“升级版本”
吴国盛在发布会上说，“‘当代大学读本·科学文化系列’以读本形式做教科书不仅在国内出版的形式上抢占制高点，而且内容上，宣扬科学文化，这也是一个制高点。”刘华杰说：“科学传播、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已经被说成了一个很泛的概念，但我们认为科学传播不仅是传播具体的科学知识，像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什么叫纳米这样的问题，这些只是科学传播中很小的一个方面。我们这套书一直强调打造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也就是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现有的科学传播观念，这从已经出版的《科学传播读本》和《性别与科学读本》中就能看出，它们都有很强的观念升级的味道。”
的确，读《科学传播读本》你会发现一些异于寻常、甚至有些反传统的观点：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学家各个都是“圣僧”：公正无偏见、追求绝对的真理、不计较个人得失，但书中会告诉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科学家的道德素养是比一般公民高的；我们都相信科学是光辉的、纯净的，而书中让你看到历史上的科学从来就不是神圣的；我们以为科技的最新进展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其实不然，最新的科技成果更多的是用于军事；我们经常被告知科学传播无禁忌，但如何制造毒品和核武器、如何设计计算机病毒这些并不适宜传播……
《性别与科学读本》的观点更是国内研究中比较生疏的话题。传统观念中，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客观”认识，科学与性别很难扯上关系。但现实情况中，科学领域中的女性数量非常之少，而且少数的科学女性还大多都处于科技领域金字塔结构的底层。书中是这样解释的——不是女性的大脑思维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而是近代科学从其诞生开始，便将女性及其文化排斥在科学之外，近代科学是西方父权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参与了对女性的建构和压制。
刘华杰说：“其实我们并不是特意要宣传一些异于过去的观点，只是科学的本来面貌即是如此，但之前我们并没有被告知。过去我们把科学看成一种宗教，当成一个信仰，科学就是美好的、纯粹的，但实际上科学很世俗、并不神秘，另一方面，科学也是我们生活中必需的，是人们需要的文化，是老百姓需要掌握的技能，我们这套书反对的是过去的那种科学观，而不是科学。”
正如丛书主编江晓原在总序中所说：“科学并不是一个从天而降、横空出世的神，它是从一片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即使从最狭义的理解出发，将‘科学’定义为发源于古希腊、成熟于近代欧洲、如今遍布于全世界的科学，也仍然是如此。那片生长出现代科学的土壤里，还有宗教、巫术、魔法等等，所以现代科学的‘血统’并不是那么纯洁、那么高贵、那么美玉无瑕的。要提高我们的科学素养，我们就既要纵向了解科学的前世今生，也要在横向了解科学与哲学、宗教、艺术、伦理、性别等等方面的联系。”
刘华杰说：“读本是我们试图打造的新平台，我们想通过这套书将国人对科学、对科学传播的理解拉上一个平台，完成科学观的‘版本升级’。”
我们的科学 我们的传播
在采访中，刘华杰笑言自己本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甚至在如今的科学文化阵营中还是“反省比较晚”的一个，“无论是刘兵、田松还是我和江晓原都曾经是科学主义者，因为我们都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在那种教育下必然对科学有一种宗教般信仰。我们也不是天然的反科学主义者，只是在后来的学习、研究中，越来越发觉到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对科学作出了不切实际的描绘，而慢慢转变过来的。”
他们的转变就是科学观的转变，他们现在认为，对于科学应该从不同的层次、角度去阐释，如科学家的科学实践、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政治学等等，而这些角度各有长处也各有盲点。他们还认为在传播科学之时，不但要思考如何快速有效地传播，首先还要搞清楚该传播什么。“怎样传播”与“传播什么”是相互关联的，“传播什么”是前提。刘华杰说：“我们的科学传播有双重任务，明确一点说是有破有立。一方面要解构长期建构起来的科学的神圣性、绝对客观性、绝对正确性的画皮、神话，另一方面要在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框架下弘扬真正的科学精神，勇于追求真理，尽可能全面地传播科学技术的知识、历史、思想、技能、方法和社会影响（包括科技的不确定性、有限性、风险、负面影响）等。”
刘华杰说，他们这群科学文化人要做的工作是尝试改变科学的形象，但改变科学的形象并非一两人吆喝两嗓子就行的，这或许需要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因为中国人对科学既定的理解是由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格局造成的，洋务运动的西学东渐、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造成了中国人对科学盲目的崇拜，这个背景很难改变。
采访的最后，刘华杰真诚地说：“我们是希望在中国真正地传播科学，我想申明的是我们对科学没有任何敌意，中国需要科学、中国文化需要科学精神，只有把中国的人文文化和西方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我们民族的发展才能更平衡、更和谐。另外，过去的科学传播内容、方式并不是一无是处，只是不适应这个时代了，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的观念、手段、方法也应当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