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2日下午，世界著名技术哲学家、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主要创始人之一、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教授兰道•温纳（Langdon Winner）先生在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国际论坛就当代技术哲学与社会批判作了一次精彩的报告。报告由科哲中心副所长安军副教授主持。 　　温纳教授的报告从回顾技术哲学近年的发展过程开始。他认为技术哲学目前的研究方法和模式比过去越来越复杂和严格，并且逐渐和公共领域内的问题变得脱节，有可能会导致对技术社会批判传统的放弃，而这个传统是早期技术反思的主要特点。
　　他认为，在公众、政治领袖及商业人士等社会主流人群中，长期以来一直把科学技术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种观点就是“技术决定论”。近些年来，一些技术哲学家们开始努力打破长期以来的决定论信仰，通过从历史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来表明技术发展是社会塑造的，并视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定。凭借这些对技术的经验性的社会历史研究，很多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与“决定论”相对立的理论，就是“技术建构论”，通过STS路径对哲学问题进行追问的尝试被称为“技术哲学的经验论转向”。这种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普遍观念，会对当今的政治解放运动和技术选择带来益处，很多思想成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历史并非是由压倒性的力量驱使而走向既定的目标。这是一种好的预示，它暗示着普通民众和社会团体也能通过多种途径来影响技术发展的走向。这也导致我们对“某种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观念越来越怀疑。
　　温纳教授通过两方面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这种怀疑。第一是历史证据。温纳先生通过个人飞行器和大范围核能应用这两个技术预言的失败来支持他的怀疑。第二是他个人的政治经验。五年前温纳先生参加了一个由民众抵制政府修建巨型水泥厂的活动，他们最初被告知这个修建计划是必将会实现的。然而通过上千民众的集体反对，工程最终被停止了。经验表明，如果民众可以找到合适的途径去表达他们的主张，技术进步的民主塑造是能够实现的，本领域的学者们就应该为想要影响技术政策的民众及社会团体提供智力支持。目前科学技术及技术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我们不必受过去技术选择和社会建构的约束，而应该革新我们面对的技术条件的社会塑造。
　　遗憾的是过去四十年来，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内关于公共事务方面的研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仅有的研究也变得越来越纯学术化，脱离了社会批判、政策影响和技术革新。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很多学者如雷切•卡逊、雅克•埃吕尔、E. F. 舒马赫、马丁•路德•金等都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他们的学术贡献和公共活动往往是相融合的。而现在很多学者正在满足于通过严谨的、苛刻的和流行的学术化研究来描述和解释技术的变迁。随着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的日趋成熟，专家学者们趋向于放弃公共领域事务的研究而退回到研究所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他们乐于出版文集，考虑个人职业发展和教授学生。
　　随着哲学家们越来越内视，出现了一种强实用性的非常简单的日常技术哲学，即“全球化”。主要包含有两种思想，一是跨国公司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念，二是政府在公共领域只能逐渐被全球化的市场所取代，这种主张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取代了新一代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学者们认可的建构论思想，成为被我们这个时代承认的技术哲学主张。正是基于这种主张的经济政策直接导致了去年金融危机的暴发，这也正是由于从事技术研究方面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提出更合理的主张而间接造成的。温纳先生建议技术哲学家和技术社会学家们要放弃原先那种安逸舒适的纯学术研究而变得敢于冒险，参与公共事务的研究和政策的制定。
　　最后，温纳先生提出建议：将自己的信念和声音清楚地向社会阐明是当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责任。中国的学者们在研究西方技术哲学的时候，不要盲从某种理论或人物思想，而要就中国目前的状况和发展，走反映其历史、文化、哲学及社会方式的技术哲学进路，开创对当今中国社会和世界局势提出批判和反思的技术哲学流派。
　　温纳教授精彩的演讲赢得了在场师生们的热烈掌声，大家就自己感兴趣的技术哲学问题与温纳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有同学问到关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哲学家如何影响公共技术政策选择。温纳教授认为，全球化会对人类生活特别是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现代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会被一些离自己生活很遥远的事情影响，如银行业及金融业。他不反对全球化，但认为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会改变公共政策的制定，如城市建设、民主进程等等。
　　有同学问到关于技术自控性与技术决定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温纳教授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他一直在进行人类对技术发展的控制与技术自主进步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他曾误认为技术发展是自控的，他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技术有社会性，普通人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来塑造技术的发展路径。
　　有同学问到关于TED（技术、娱乐和设计）对哲学影响方面的问题，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对现代哲学的影响。温纳教授回答说：“新技术的产生会为人类提供一个新的平台。十年前有人认为未来的网络发展会影响政治，我曾对此表示怀疑。但是现在看来，网络的确已经影响到政治，尤其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网络给了其政治上的力量。美国总统奥巴马之所以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善于利用网络媒体，而他的对手现在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后一个问题，温纳教授说，中国传统哲学有很多科学的思想，中国哲学在于把握相互关联而不是把各个部分隔离开来考虑，对于此问题他也正在努力研究。
　　王佩群教授提问：“首先，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但是这些社会条件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来自于技术吗？或者说技术发展和社会建构的相互关系问题？其次，社会建构论打开了一个黑箱，但是却发现是空的。那么多年过去了，是否有一些东西来填充它呢？也就是说社会建构论这些年来有什么新的发展吗？”温纳教授回答说：第一个问题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难以回答。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面临一些技术选择问题，这些选择往往涉及很多的问题，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社会建构等等，而社会建构又可以反过来影响技术的选择。关于第二个问题，五十年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现在社会建构论有了一些发展，这个方向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有用的。
　　安军教授问道：“现在如果让你处理一个技术选择的问题，你会基于什么标准呢？你会基于功利主义吗？”温纳教授回答说：“不会的。我会考虑社会公正，会考虑社会群体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安军教授：“那么你会赞同约翰•罗尔斯（美国哲学家，《正义论》作者）的观点吗？”温纳教授：“我部分赞同，但是不会将他的观点应用于所有的技术选择问题。以教育和技术的关系为例，一百年前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和系统应用于教育方面，但是随着收音机、录音机以及电脑技术等的发展，孩子们的学习方式反而变得越来越局限。近二十年来，孩子们总是坐在电脑前，无论是学习还是娱乐。但是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他们其它的锻炼，如艺术、体育运动等。因此，对于教育这个例子，我认为重要的不在于选择应用新的技术，而要看到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赵斌老师提问：“您认为技术进化论和生物进化论有什么联系和不同？这样的理论会对民众产生误导吗？”温纳教授：“我认为技术进化论在一些方面还是有用的，但我自己并没有应用过这样的理论。我认为技术进化论对于技术的反思还是有意义的，并对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民主的实践是积极有影响的，对于进化论而言我们应该更关注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