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上海东华大学教授杨小明老师在中心学术报告厅为广大师生做了一场题为“从东西方思维的差异看李约瑟难题”的学术报告会。本次报告由李树雪教授主持，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和教师听取了此次报告。
报告中，杨老师首先从他之前的一个“从校歌校训看大学精神”的讲演开始。现在的大学工科教育，有人戏称为“三有三无人才”，即有知识，无文化；有专业，无常识；有技能，无思想。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现状，杨老师认为是我们的大学精神或者说是大学文化出现了偏差。他引用《大学》中的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异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孟子也说过“充实而又光辉，谓之大”。最后他用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一句话做了总结，“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
在100多年前，法国生物科学家巴斯德在一场演讲之后收到了一个问题，有一个学生问他“什么是素质？”，巴斯德说：“同学们，把你们在大学里所学的东西忘掉，剩下的就是素质。”杨老师借用了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所学的知识只是一个较低的层次，更得要去品味，要上升到一个境界。清代诗人对治学三境界有着很多出色的表述，第一境界是“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的人憔悴”；第三境界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杨老师说，“现在有多大的志向，将来就有多大的成就；现在有多大的气量，将来就有多大的出息”。治学的境界又与年龄无必然关系，杨老师鼓励广大学生努力学习，勤加思考，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拓宽自己的眼界。
接着，杨老师介绍了李约瑟问题产生的背景。1942年，在云南昆明黑龙潭碰见了杨老师的导师，该老先生将自己以文言文写成的“论《墨经》中的力学”介绍给了李约瑟先生。李约瑟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科技术史的研究，他不仅要学中文，更要学古文。而他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座桥梁”，第一座是马可波罗游记。
李约瑟问题的困惑在于：第一，为什么，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的实践，中国人较西方人更为有效？第二，why not？在此之后，为什么中国传统科技没有加速发展？为什么欧洲科技迅猛发展？
韦伯命题认为这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样的“汤浅现象”揭示了世界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越式。在一定条件下，某些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跳越式地赶上和超过科技领先的国家，而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
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主要是从四个方面进行的。第一是从社会经济发展上找原因，认为导致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自然经济的阻碍，没有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是从观念上层建筑找原因，儒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第三是从政治上层建筑找原因，封建制度阻碍了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第四是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找原因，中国传统是重思辨，轻实践，西方则相反。
这是个人为命题，因为中西本属两种不同的文化，像两种不同的树，桃树上是结不出苹果的。此外，人类的诞生也是一种奇迹，我们的宇宙有很多种子演化的可能性，人类的诞生也是无数种可能巧合而生，实际上只有一种现实能重演，对于李约瑟问题也是一样的。
中西方的最大差异就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很重要。杨老师就此提了一个问题：“中学里对你影响最大的课程是哪门？”我们都面面相觑，之后杨老师告诉我们是几何。几何是一种公理化的思维方式。近现代文明就是公理化的思维方式，而中国恰恰没有这种公理公的传统，公理化演绎思维对中国来说是陌生的。中国古代是一种直观、形象、整体、联系的有机自然观，将世界看作一个联系发展和鲜活的整体，而不是西方那种分析、静态和机械的模式。中国传统思维重关系、轻本体，而西方则轻关系、重本体。西方文化重视空间的扩张，来自于游牧、海洋文明；中国文化则相对封闭，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空间上比较狭窄，在时间上拓展，如中国的祭祀祠堂等。
报告结束后李树雪教授进行了点评。他首先感谢了杨老师带来的精彩报告，杨老师的报告旁征博引，形散而神不散，很是精彩。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文明的影响巨大，西方商业高度发达，中国则是农业文明，所以相对自闭。杨振宁说过：“中国先知们总是想把世界上的问题一下子解决完了。”这或许就是我们的症结所在。
报告在与会师生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感谢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报告，让我们对中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